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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替代者不可能是别的哲学和文化，而只能是用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身的文化。

然而到底是博学而后专精，还是专精而后博学，需要考量。在墨学研究领域，当属绝对后进。

私利，私产，物权，墨家并非不提及。其原出为董仲舒明孔氏，抑黜百家或罢黜百家，表章《六经》，没有独尊儒术。第二，从墨家来讲，我们当然可以说，墨家有和原典马列、社会主义，甚至哈耶克自发秩序、重叠共识等等相互可融贯和接通的地方。大体依照的是利玛窦、罗明坚等人的索引路线。针对《奴役之路》一文，我们有一系列反驳的文章刊登在共识网和爱思想网上，朋友可参看。

身为激进左翼的马列毛主义也有分别:列宁是左的，考茨基是右的;托洛茨基是左的，斯大林是右的;孔学名高实秕糠的毛派是左的，宇宙即我心的毛派则是右的。任何想往墨家夹带私货的所谓巨子，都假货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

这段文字出自《三代改制质文》，是在三统说的框架中论说的，《春秋》新王是三统中的一统，《春秋》新王寄托了新的历史希望和历史信念。汉代公羊家充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政治论证：王化孔子，托孔为王。前此，则曷为始乎此?托始焉尔。这样，王者在王国立王制行王道就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近褒周代，则郁哉可从。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。

在文史中，不管是史，还是文，都不过是经(道)的载体。《穀梁传》：缓追逸贼，亲亲之道。这种托事明义、因事加心的《春秋》文史，非常讲究文辞书写，其实质内容有董仲舒所归纳的《春秋》之文、《春秋》之辞、《春秋》之例等。何以知鲁史作‘其弟也?《公羊传》曰：何以不称弟?当国也。

妇人无出境之事，经礼也。《孝经正义》疏引皇侃曰：经者，常也，法也。面对着这种事实，最容易得出的是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然逻辑。三是法、至道，这是从普遍原则和永恒精神而言。

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对于《春秋》的经学特质，董仲舒曾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说。经化文史就彻底摆脱了史学的思维进路，而进入经学的思维方式。

杀之，则曷为谓之克?大郑伯之恶也。三、以察微、道义、褒贬为表征的政治伦理特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，公羊家对《春秋》文本有独特的认识，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不过是假托历史以使空言博切深明。

从王道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，身为王者人君，如果要制其势与全其位，可以离开《春秋》吗?从察微开始，到最终明义知道，无不可见公羊家的褒贬立场与价值诉求。《穀梁》曰：段，弟也，而弗谓弟。段失子弟之道矣，贱段而甚郑伯也。如果后人知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，而且这是一件可以与除自然灾害(禹抑洪水而天下平)与社会危害(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)相提并论的除思想毒害(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)的大事，那么孔子觉得非常欣慰，深感价值无比，因而说知我者其唯《春秋》。不当国，虽在外，亦不地也。也就是说，经贯穿在文史中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还有一种说法：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观乎齐桓、晋文、宋襄、楚庄，知任贤奉上之功。

未有贵贱无差，能全其位者也。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，使服其服，行其礼乐，称客而朝。

综合起来说，《春秋》之所以微，源于常人认为本来明白清楚的事里布有义法和王心。在《春秋》文本中察微，必须考察孔子的书写技艺，即《春秋》笔法。

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宰相，但还是未能彻底推行心中的王道，所以他周游列国，就是希望在位以推行王道。主观的文史渗透了作者的价值命意与人文理想，应该是，但事实未必是，且事实常有不是。[2]《康有为全集》，2007年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唐孔颖达疏：经者，纲纪之言也。

而殷周为王者之后，绌夏改号禹谓之帝，录其后以小国，故曰绌夏存周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。《公羊传》曰：此仲孙何忌也，曷为谓之仲孙忌?讥二名，二名非礼也。

孔子采取了一种假托历史的方式，而不是直陈大道空言。观乎鲁隐、祭仲、叔武、孔父、荀息、仇牧、吴季子、公子目夷，知忠臣之效。

更可怪的是，《春秋》当新王。儒家其他经典对经字的阐释进一步将此证实。

儒宗董仲舒的总体概括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，如在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中的综论：《春秋》明此，存亡道可观也。公羊家王化孔子，实质是把孔子当做王道的化身，要求研究《春秋》必须考究王心。一部断烂朝报式的《春秋》，从实史到文史，从文史到礼经到王制，非入公羊家的独特思维，实在觉得非常可怪。母欲立之，己杀之，如勿与而已矣。

曷为托始焉尔?《春秋》之始也。他这样写道：子曰：‘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

值得注意，这里的求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求历史事实是，而是求历史应该是。做罪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做的呢?作《春秋》。

不管托人、托书，还是托事，托就表明不能将自己对历史行为、政治行为、道德行为等的认识停留在表象上，而要深入表象考察背后隐藏的微妙的东西，把握事物的根本。公羊寿在传中通过著录各种礼与非礼的行为，直接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褒贬。